我平时很少看电视连续剧。此次在家“抗疫”，竟然有机会完整地看了《新世界》。看电视剧可以有多个选择，我看《新世界》，动因是因为其大结局是林彪麾下四野的41军奉命接管并警戒北平，而当时家父就是这个军的367团(塔山英雄团)的组织干事，他带着一个连接管了永定门。此后不久，他担任了三营教导员，随四野南下了。他的前任，是他的山东海阳同乡于厚德，先后出任广州和兰州两个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去世的时候还不到60岁，这在他们那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太早了，很是可惜。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心情豁达，免疫力好，长寿。

因为父亲的原因，我对北京有特殊的感情。他23岁时带着百十来人，昂首挺胸从傅作义部队手中把永定门接下，那也是他人生中难忘的时刻。父亲身材不高，当年也就一米七零的样子，年轻时人很帅，英武之中透着一种文气。用他当年的老领导们的话说，父亲很机灵，更厉害的是他作战勇敢，不怕死，辽沈战役立过两个大功。塔山阻击战的时候，他临危受命接替牺牲的战友担任了团警卫连长。战斗结束时，这个连阵亡大半。

父亲的家境并不好。他出生在我爷爷奶奶的茅草土坯房中，茅草房到海边的直线距离，也就100多米。他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一出生，我的爷爷就闯关东了，黄鹤一去，杳无音讯。他的母亲在他6岁的时候撒手人寰，他跟着奶奶靠讨饭过日子。他的奶奶是个明白人，深知文化的重要，靠在海边捡点鱼虾，供父亲上过两年私塾，父亲写毛笔字的童子功，就是那个时候练就的。父亲入伍之后，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来自什么殷实之家，其实他是穷得吃不上饭的孤儿。他那一笔漂亮的书法，竟然也成为建国后调往总政组织部工作的重要原因，这让他有点哭笑不得，他深知自己文化水平的差距。此是后话。

父亲年轻时的性格有些我行我素，李云龙式的。他从来不会哪些虚头八脑的东西。他的性格，在战争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但是，到了和平年代，他的性格就不那么让他的上级喜欢。

从大年初三（1949年1月31日）接管北平，到四月份南下，父亲在北京住了不到三个月。当时解放军势如破竹，毛泽东给了蒋介石最后通牒，老蒋不肯就范之后，毛泽东决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41军也奉命南下。据父亲说，当时41军上上下下都很牛气，在辽沈战场上摧枯拉朽，塔山一战威名远扬，接手北平气势更盛。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平，当天下午就在西苑机场阅兵，受阅部队是41军的3个团：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那时的阅兵，当天早上通知，当天下午5点就进行。父亲也很自豪地站在了受阅的队列中。他说，毛主席的吉普车从他面前开过，他和毛主席之间最多也就三米远。

进了北平的41军官兵还提出要看故宫、听京戏，军部甚至拿出金条，让全军4万多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都在剧场里过了一次戏瘾。这样一个胜利之师，简直就是心想事成，没有他们实现不了的愿望。当然，他们纪律严明，在北平人民面前兑现了“空手进，空手出”的承诺。当要离开北平的时候，他们提出要见毛主席。毕竟，参加西苑阅兵的，只是41军的一小部分官兵。但是，让毛泽东和全军四万多人见面，确有难度。最后的方案是，由朱德代表毛泽东，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与41军连以上干部见面。

军队是等级森严的地方，这也是作战的需要。听朱老总报告，按官职大小，官大的坐前面，官小的做后面。那天四野首长大体上都出面陪同朱老总，林彪、罗荣桓陪同朱老总左右。在台下，四野、兵团和军一级的领导刘亚楼、吴克华、莫文骅和欧阳文等坐在最前面，往后是师、团、营、连依次排列。父亲当时是营教导员，分配给他的座位，应该说不前不后，大体上居中。不过，他一坐下，就觉得有些远，看台上的人看不清楚，没有阅兵的时候看毛主席那么近。

父亲在开场前一分钟，从自己座位上起身向前移动。他走过所有的团领导，包括他的团长焦玉山（1964年少将，入党介绍人是李先念）、政委江民风（1964年少将，后工程兵副政委），到了师领导的区域。他看到第三排有一个空位子，不由分说快速挤了进去坐下。怎料想，他的左边是师长江燮元（1955年少将，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右边是政委张秀川（1955年少将，后海军副司令员、军政大学政委）。刚刚坐定，朱老总就登上了舞台，全体起立鼓掌。江燮元对父亲意外的举动相当恼怒，父亲后来一直记得他剑一般的目光。父亲早年在胶东军区的时候，给当时的十六团团长江燮元当过警卫员，他们之间有过战斗情谊；加上张秀川知道父亲一二，立即伸出左臂搂住父亲。他这个动作一方面是给师长看，意思是他知道了这件事，另一方面是息事宁人，朱老总已经在台上了，此时闹出点意外，对大家都不好。

活动刚结束，江燮元指着父亲说，“你小子什么意思？”父亲平静地说，“我的位子太靠后，我看不清楚朱老总。看不清楚朱老总，我来干什么？”师长被父亲反问后更加生气，“你还有理了！”张秀川连忙打圆场：“快和师长认个错吧。”父亲爽快地给师长敬礼：“师长，我错了。”此事算是不了了之。

随后，父亲和41军一起南下。营教导员当时配一匹马，父亲说，这比在东北战场上徒步行军舒服多了。辽沈战役天寒地冻，父亲记得不少人练就了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本事。而那个时候，如果碰巧有机会喝上一口老白干，自我感觉绝对赛神仙，走路身轻如燕，仿佛脚不连地。

父亲不是一直骑在马上，他会把马让给病号或是伤员，自己需要的时候也会骑上去。父亲的那匹白马一开始性情暴烈，父亲在一条河边驯服了这匹马。父亲说，马特别通人性，他们后来很是亲密，配合得也很好。父亲去广西十万大山剿匪，一位师领导缺一匹马，这匹马就被征用了。父亲后来一直很是怀念这匹白马，我的母亲也特别喜欢听父亲讲这匹马的故事。

父亲的性格有两重性，他在战场上从来不怕死，也冲在前面。用他的话说，你越是勇敢，子弹越不找你。其实，他的头部和腰部都曾经被炮弹片炸伤，头部的弹片取出之后，留下了永久性的耳鸣。他庆幸炮弹皮打得不深，不然，“这一百来斤早就交代了。”作为初级指挥员，他的脾气比较暴躁。但是，平时他又非常平静，甚至很温柔，也非常关心战士的生活。他所在的三营路过湖南休整，父亲安排三个连的司务长为全营官兵准备了辣子鸡。刚开饭，饿着肚子的江燮元带着警卫员路过三营。用父亲的话说，他是闻着味来的。“好小子，你们有辣子鸡吃？”父亲了解他的老师长，马上从警卫员手上拿过一个集喝水、喝酒、刷牙、吃饭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搪瓷缸，给师长满满地装了一缸。父亲是个不错的管理者，各个连手上的伙食费是一样的，他总能把三营1000多人的伙食管理的不错。

父亲在2015年89岁时去世，结束了73年的军旅生涯。算上投奔八路军之前的三年为胶东区委当地下交通员，他一生辛苦了76年。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在某大军区的总医院度过的。一天，他的左腿突然间变得梆梆硬，这是血栓形成造成的。当时需要马上拍一个CT，但他在病房里从早上8点等到下午4点，也没有通知他去拍片子，说是要排队。我当时情急之下，找到我的一位老同学，在这个大军区当副司令员。他的秘书给总院打了一个电话，马上安排父亲在旁边的军区首长住院楼里，15分种就把问题解决了。不料事后父亲批评我说，今后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是那个级别，那个待遇不属于我。晚年的父亲，和早年截然不同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父亲，不再是莽撞冲到前排坐在师长师政委旁边，渴望看清朱老总的那个年轻的教导员了。

用侠骨柔肠来形容父亲，或许不为过。他对我，一直非常耐心。有人表扬他，他会一本正经地说，“我是做政治工作的。”但是，这恰恰是他一生的遗憾。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军事干部，走上政工之路，就是小时候练字的意外后果，如果不是因为字写的好，他不会转为政工干部，后来的发展也许会好很多。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见朱老总的时候，他的一位山东小老乡是团通信股长，连级干部，人家老老实实地坐在后排。父亲去三营当教导员之前，是团政治处正营职干事，他比股长年长不到两岁，两人关系不错。后来父亲调总政，又赴朝鲜志愿军总部（志司），和股长失去了联系。

父亲都已经住进了干休所，接到了他的一位老战友的电话：“还记得张股长吗？他问你好。”父亲问，差不多40年不见了，张股长可好？对方回答，张股长刚刚任命为总参谋长，特意问候当年的“大干事”，张总长说出父亲的名字，还回忆了当年的往事。之所以称为“大干事”，是因为团政治处不设副主任，主任的副手，就是父亲这位“大干事”。

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哥哥在河北宣化工作，父亲很希望告别南方的盛夏酷暑，到北京和我们近一些。如果他当时开口，这实在是区区小事。父亲摇摇头：“咱们不干这事。这不合规矩，也给人家找麻烦。”父亲就这样，一直留在了南方，也从来没有去找张总长，后来的张副主席。虽然中间间或互致问候，但父亲一直没有想过找机会去北京看望他。

倒是后来我在美国五角大楼见到张副主席去访问，那时我是一家报纸的驻华盛顿记者。面对一屋子中国、美国记者，他丝毫未改的山东乡音，让我感到无比亲切。他临上车离开时，周围竟然只有我一位记者。张副主席一条腿已经迈进了他的座车，看到我，他又迈步出来，对我微笑挥手，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忘年交。我本想上前和他聊几句，想想父亲的风格，我也只是向他挥手还礼。后来，我只是把我拍摄的美国国防部长科恩陪同他检阅仪仗队的照片制作成新年贺卡，分赠好友。那张照片，父亲也很喜欢。父亲说，时间真奇妙，朝鲜战场上交战的对手，如今成了五角大楼的座上宾。那次访问美国，张副主席住在五角大楼旁边的丽斯卡尔顿酒店。他不适应酒店的西式早餐，大使馆帮他准备了稀饭馒头，父亲也好这一口。张副主席和父亲同一年走完了人生旅程。

人的脾气，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小。父亲也是这样。但是，当他的上级领导和他谈话，通知他离职休养的时候，他可能是最后一次对他的上级“不敬”。父亲或许正值壮年，没有想到离开工作岗位的通知来得这么突然，用他的话说，就是“总政的命令下的这么快”。面对他的领导，他一时无语。那位胖胖的领导说，“老同志了，能上能下嘛。”这位领导是陕北红军，和父亲一样，也已经超龄，父亲看着他，话语平静而掷地有声，“你下来，让我看看？”几乎把人家噎死。父亲后来谈起此事，也不禁哈哈大笑。说到底，他们都热爱那身军装，热爱一直工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