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炎热的中午。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宽阔的刚果河静静地流淌着，河水泛着微黄色，从东北而来，向西南而去，不清澈，不见底，仿佛听不见声音的大迁徙，一路注入大西洋。我伫立在北岸，望着河对岸的城市，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当刚果河流经这里，仿佛是冲积作用，河面骤然开阔，如大湖一般。水面宽度大约15公里，远处的金沙萨影影绰绰，如同幻觉一般。这是世界流量第二大的河，每秒流量达4万立方米，流量仅次于亚马逊河。这里蕴藏了全球六分之一的水电资源。

一个地方，有水，就有灵气。中国人也说，水旺财。其实，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正如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一样。然而，在刚果河边，隐约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刚果布和刚果金，中国人称之为“两刚”。1971年，“强人”蒙博托上台，把刚果更名为扎伊尔，葡萄牙文的意思是“吞噬所有河流的河”，刚果河也随之更名为扎伊尔河。从那时起，这片土地，扎伊尔河的两岸，几乎没有太平过。

飞来血样

1976年9月5日，在扎伊尔境内，刚果河接近赤道的支流流域，开始发生一种严重的流行病。首先发病的是当地的一位中学校长，他在高烧腹泻并伴有出血症状之后死去，这是这种病的全球已知第一例。他周边的人很快也发病，症状相似，出现严重的口鼻出血和大便出血，严重的呕吐，并且普遍在一周内死去。其致死因素，主要是病人会发生广泛性血管凝固，从而导致内脏器官衰竭。后来参加了他的葬礼的人群中，也有许多人相继死去。几乎同时，相似的病例也出现在扎伊尔的北方邻国苏丹的南部（今天的南苏丹）。

9月29日，科学家们把一位病人的血样送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热带医学研究所实验室里。扎伊尔和比利时有着深厚的渊源，这里曾经是比利时的殖民地，这里也曾经叫“比属刚果”。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说弗拉芒语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那里服务当地人民。

比利时人皮亚特（Peter Piot，1949,2,17-）今天已经是国际病毒界的杰出科学家，而在当时，他只有27岁，刚刚从比利时历史最悠久的鲁汶大学医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同事收到血样之后，只是戴上了医用手套，没有戴口罩和面罩，也没有穿防护服（他们非常后怕，因为被传染的机会很大），就打开了装有血样的塑料水瓶。他们按照对付沙门氏菌的规程，处理着这种后来才知道是空前致命的传染源。更糟糕的是，一位研究员居然把一个试管不小心脱手，摔碎在地上。他们没有染病，真是谢天谢地。

从金沙萨到安特卫普，从赤道以南的非洲到达西欧，水瓶中的冰已经融化，几个试管破损，但有一个试管完好。这份血样来自一位当地的弗拉芒修女。由于当时她病情太重，没有来得及将她转运出扎伊尔。医生们怀疑她患有黄热病。黄热病是一种经由蚊子叮咬传播病毒给人类而导致的一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人类最早记录的黄热病于1647年发生在巴巴多斯岛，后来的主要流行地是非洲。之所以称为“黄”，是因为部分病人有明显的黄疸症状。近400年过去了，虽然黄热病的而疫苗已经有了，但人一旦染上黄热病，仍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死亡率仍然很高。以2013年为例，全球发病人数127000，死亡45000，死亡率超过三分之一，90%以上的病例发生在非洲。这就是去非洲旅行的人需要提前接种黄热病疫苗的原因。

但是，这位修女有完整的疫苗注射记录，包括黄热病。在一周时间内，比利时科学家们把收到的部分血样用在小白鼠身上，所有白鼠相继死去。的确，初步观察显微镜下的病毒，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形态，如同蚯蚓一般。在扎伊尔，染上病的人发病很快，甚至死的也快。这是一种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丝状病毒。9月30日，血样到达安特卫普的第二天，这位修女在首都金沙萨去世。医生们立即取出她肝脏的一部分，送到安特卫普做进一步病例检验。

飞往疫区

皮亚特从小就有两个愿望，一是走遍世界各地，二是帮助穷人。他发现医生职业可以同时满足他的这两个愿望。作为研究病毒的微生物学家，年轻时代的皮亚特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发现新的病毒，搞清楚传播途径，并阻止其传播。终于，比利时医学研究机构的高倍电子显微镜下清晰地看到了一种新的病毒，从形态上看，病毒学家们认为和当时已经发现的高致命性的马尔堡病毒很相似，但又不是。

热带医学研究所马上把血样和显微照片送到美国亚特兰大的联邦疾控中心（CDC），这里被认为是全球最权威的病毒研究机构。10月14日，美国权威科学家确认了比利时科学家的新发现，并确定这不是马尔堡病毒，这的确是一种新的丝状病毒。在当时，苏联研究热带出血热的水准很高，但由于冷战的原因，东西方在这个领域不可能有合作。在苏联之外，全球只有三个实验室在推进出血性病毒的研究，两个在美国（一个是CDC，另一个在马里兰州），一个在英国。由于美国科学家决定马上前往扎伊尔实地探明相关情况，比利时政府也不甘落后，立即决定派遣自己的科学家前往扎伊尔。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们都希望成为科学发现的哥伦布。比利时官员的原话是：“那是我们的刚果。”一种殖民心态驱使下的责任感。

皮亚特和三位来自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科学家在几天之后抵达扎伊尔。他们在当地找了一架大型道格拉斯DC-10三引擎货机，把一辆路虎、一批医疗设备和一桶备用汽油装上飞机。这位扎伊尔飞行员非常不情愿飞往疫区，当地人已经知道了这种新发现的病的高致命性。首先发现病毒的村子叫雅布库（Yambuku），在首都金沙萨偏东北1000公里，靠近赤道。这里确诊了318位染病者，死亡280人，病死率高达88%。（同年在苏丹发病284人，死亡151人，病死率53%。）死者中包括当地医院几乎一半的医务人员。飞机在疫区的布姆巴（Bumba）机场的红土跑道上降落，飞行员甚至没有关闭飞机引擎，他坚持不下飞机，不愿意与当地有任何接触。皮亚特一生都很小心谨慎。按他的想法，这种心态的飞行员开飞机，他是不放心的。后来有一次，皮亚特需要搭乘直升飞机，临上飞机前，他嗅到飞行员一身酒气，临时决定放弃登机，另有一人补上了他的座位。这架飞机起飞后坠毁，无一人生还。

面对病毒，皮亚特不畏风险，在当地做了实地考察。由天主教修女管理的医院中已经发生了多人死亡的情况，看到有人靠近，一位修女高声劝阻他们不要靠近：“如果你们过来，你们也会死。”皮亚特分辨出来，修女的弗拉芒语有他家乡安特卫普的口音。他马上用修女熟悉的乡音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皮亚特和修女紧紧拥抱。在这种死亡就在眼皮底下的时刻，这种基于信任的拥抱，是无价的。皮亚特在这里发现，护士用不干净的注射器为当地孕妇注射维他命，也是把病毒传给人的渠道。

命名病毒

科学家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病毒命名。来自法国巴斯德（Pasteur）研究所的科学家苏莱乌（Pierre Sureau）,建议就把这个病毒称为“雅布库病毒”。巴斯德（1822-1895）是法国细菌学家，法国的这个研究所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把医学带进了细菌学的时代，我们如今在牛奶包装盒上看到的“巴氏灭菌”，这个巴氏，就是他。

来自美国疾控中心的布莱曼（Joe Breman）博士不赞成这样命名，他认为这样做，对于雅布库这个村子和村民来说，是一种污名化。虽然以病毒首次发现地命名病毒并不罕见，但如果这个地名太小，对这个地方的负面影响就会过大。但是，以病毒的首次发现地命名病毒，还是相当常见的。1969年在尼日利亚的拉沙（Lassa）发现的病毒，就被命名为拉沙病毒。布莱曼的疾控中心同事约翰逊（Karl Johnson）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他认为，用地名命名是有道理的，只是需要弱化一下污名化的程度，不要让这个村子背上病毒的名字，比如，可以让河流或更大的地域背上这个名字。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刚果病毒”。这个名字已经被占用了，那就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由于中国在新疆巴楚首先发现这种病，这种病在中国也被称为“新疆出血热”。

科学家们在挂在墙上的地图上找寻最靠近雅布库还有什么河。那就是埃博拉（Ebola）河，刚果河的一个支流。这是当地的林加拉（Lingala）语发音，意思是黑色的。黑色似乎又象征着某种凶兆。于是，在疫区的已经疲惫不堪的科学家们达成了共识，这种病毒就被命名为“埃博拉病毒”。在为这种病毒命名这件事情上，约翰逊起了主导作用。其实，埃博拉河距离雅布库还有100多公里。皮亚特后来成为国际病毒界的大咖，是因为他不仅仅是发现埃博拉病毒的主要科学家之一，他也是1983年发现艾滋病毒的主要科学家。皮亚特出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院长。斗转星移，皮亚特也年逾古稀了。

在病毒的命名方面，克里米亚-刚果病毒的命名比较曲折。关于这种病毒性疾病的最早记载，发生于12世纪的塔吉克斯坦。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俄国败给奥特曼帝国联军）中，很多人染上了这种被称为“克里米亚热”的疾病，这种病经由牲口身上的蜱虫叮咬人类而传染，现代护士事业的奠基人南丁格尔也曾经染上这种病。1944年，苏联病毒学家首次确定了该病毒的致病机理，并称之为“克里米亚出血热”。1956年，英国科学家在比属刚果分离出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刚果病毒”，但后来经苏联科学家比对，这就是克里米亚病毒。1966年，西方科学家成立了“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并建议用“刚果-克里米亚病毒”作为这种病毒的正式名称，此建议遭到苏联科学家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用“克里米亚-刚果病毒”。病毒命名由于冷战而被政治化了，后来胜出的是苏联。回顾历史，苏联人想要的东西，很多都要到了。他们没有从中国手里要去中长铁路和旅顺军港，算是他们少有的碰壁时刻。虽然仍然有人用“刚果病毒”或“刚果-克里米亚病毒”来撰写论文，这样的论文在关键词检索中不会被查到。

以河流命名的病毒还有一些。比如，蚊子携带的罗斯河（Ross River）病毒，是以澳大利亚北昆士兰的罗斯河命名的。导致玻利维亚出血热的“马楚博（Machupo）病毒”是以玻利维亚马楚博河的名字命名的。以地名命名病毒名很常见，比如1937年命名的西尼罗（West Nile）病毒，1948年在纽约州的考克斯萨基（Coxsackie）发现的考克斯萨基病毒，1967年在德国发现的马尔堡（Marburg）病毒和1994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郊外的亨德拉（Hendra）发现的亨德拉病毒。

三国爆发

在过去的44年里，除了1980-1993年埃博拉没有“光顾”人间，在其他的年份里，埃博拉总是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出现。病例总数较小，通常到不了500人的规模，例如，2000年发生在乌干达的425例已经是一个相对的最高值，所以，埃博拉似乎也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在2014到2016年间，埃博拉发生了一次大爆发，这次始于几内亚的大爆发，蔓延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三个国家的总发病人数达到28610人，11308人丧生。《时代》周刊2014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与埃博拉战斗的人们”（Ebola Fighters）。在新冠肺炎全球发病人数突破100万的今天，看看埃博拉创下的“纪录”，真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于人类来说，在这里最希望看到的数字，永远是“0”。

（当地时间2014年10月27日，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学家们认为，发生在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宿主之一，是当地的果蝠。当果蝠把病毒传给人之后，可以迅速启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就是埃博拉的可怕之处。由于埃博拉病毒的宿主是蝙蝠或是其他动物、昆虫，所以，防范措施比较难；而且，公共卫生的水准，似乎与埃博拉是否来袭相关度并不强。在我去过的非洲国家中，加蓬的经济水准、公共卫生条件相当不错，首都利伯维尔的超市，货品的丰富程度，货品的成色，与美国没有什么差别，街道也很干净。这里在1996年发生了两波埃博拉病情，91人发病，66人死亡。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公共卫生条件相当不理想，最大城市拉各斯有一大批穷人住在气味十分不佳的河面上破旧的船上，各类污水随意排放，说那里是悲惨世界也不为过。埃博拉也只是2014年光顾过尼日利亚一次，20人染病，8人死亡。当然，没有埃博拉，会有其他类型的传染病来袭。

2013年12月6日，在西非国家几内亚的美莲多（Melianduo）村，一个两岁的男孩，在高热和腹泻之后死去。随后，小男孩的母亲，三岁的小姐姐和祖母相继死去。随后，埃博拉病毒从几内亚传到了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人类至今无法完全确定埃博拉的宿主。蝙蝠仍然是重大怀疑对象，也有可能是寄生在蝙蝠身上的跳蚤。直到2014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才确认此次埃博拉疫情的发生。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埃博拉疫情为全球疫情紧急状态。

加拿大政府愿意提供正在试验阶段的疫苗。但是，1996年辉瑞药厂用于治疗脑膜炎的药物导致11人死亡的案例，使得安全用药成为一项非常严格的要求。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阻断传染病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切断传染链。在前述这几个非洲国家，基本民生条件非常糟糕，传染病学家只能追踪到几内亚的这个小男孩是确诊的第一例，但随后的传染链无法重建。在此次发病的高峰期，9000多个病例中，4500多人死亡，死亡率高达50%；200多位医务人员献出了生命。医学研究证实，如果经由不干净手指触摸眼睛，只要有一粒（1 particle）埃博拉病毒进入人体内，就可以致命。而埃博拉病人的血液和汗液中，含有大量的埃博拉病毒。

人类对病毒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埃博拉这种丝状病毒的大小，是80X1000纳米，这种由6种蛋白质组成的简单生命体形状和煮熟的面条很相似。1纳米是1毫米的100万分之一。一根头发的粗细还不到0.1毫米，也就是10万纳米。也就是说，埃博拉病毒的长度，大体上就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百分之一。一滴血或一滴汗中，可以包含大约一亿个埃博拉病毒。病毒的致病机制是一个过程。一个病毒进入血液之后，如同一个人进入了一条奔腾的河流。当病毒和细胞相遇的时候，病毒被拉入细胞。随后病毒会在细胞中迅速、不断自我复制，让细胞坏死，从而导致肌肉组织和内脏器官的坏死。

疫苗！疫苗！

埃博拉病毒从1976年首次来到人间，40多年来，人们一直为征服埃博拉而战。从2017年开始直到目前，埃博拉病毒仍然在刚果肆虐，在2018年染病的54人中，有33人丧生，病死率61%。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有找到对付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手段。刚果人如果染上了埃博拉，也几乎立即就会陷入一种绝望。

疫苗是很自然的思路，但是，找寻疫苗的路，艰难而漫长。2015年，一次大规模的疫苗尝试，在几内亚展开，11841人参加了这次试验，对比数据发现，这种疫苗对埃博拉病毒中的扎伊尔类型具有显效。埃博拉病毒始自扎伊尔型，但总共有6个不同的形态。直到2019年12月19日，埃博拉病毒问世43年之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终于批准了第一款埃博拉病毒疫苗Ervebo，并授权总部在美国新泽西的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的默克药厂（Merck & Co.）生产。此前的11月11日，欧盟批准了这款疫苗。这种疫苗，是针对埃博拉病毒中的扎伊尔型。FDA在正式批准这种疫苗之前，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以及加拿大、西班牙和美国做了大数据人群的对比试验，证明疫苗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的防疫效果为100%，这是人类向最后征服埃博拉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埃博拉疫苗的诞生，归功于进行了不懈努力的加拿大科学家，归功于把接近成功的疫苗捐献出来的加拿大政府，归功于支持这一研究的默克药厂。在埃博拉全球病例并不算多的日子里，位于加拿大温尼派格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考宾格（Gary Kobinger）一直没有放弃对埃博拉疫苗的研究，前述的各种试验，都是基于他和他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考宾格1998年获得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博士后。他的团队中有一位重要的华人科学家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的名字叫邱香果。在胜利果实的香味已经飘出来的时候，在距离欧盟和FDA批准埃博拉疫苗只有几个月的时候，2019年7月5日，加拿大皇家骑警把邱香果带离了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理由是她和中国的科研合作有可能违反了“相关条款”。

邱香果事件被关注的程度，远远低于同样发生在加拿大的孟晚舟事件。邱香果出生于天津，1985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1996年赴加拿大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她是病毒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邱香果事件目前还没有结果，众说纷纭，有权威人士分析说，她最终还是会回到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事件如何发展，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可以确定的是，在人类征服埃博拉的进程中，华人有自己突出的贡献。

全球议题

71岁的皮亚特最近又忙了起来，从英国的《金融时报》到新加坡的《海峡时报》，都纷纷请他为当前的冠状病毒疫情“算命”。皮亚特担任过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署长，他在这个位子上和世界上许多领导人打过交道。已故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和他一直辩论到凌晨三点，在后来的日子里，直到老卡去世之前，每年圣诞节他都会收到卡斯特罗寄给他的雪茄。皮亚特喜欢美食美酒，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子太短，不能辜负每一餐饭。皮亚特2004年5月访问中国，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当时的总理温家宝见面，温家宝就艾滋病防治问题请教皮亚特。皮亚特有些犹豫，不知道该外交辞令一些，还是直言不讳。温家宝看出来了他的顾虑，于是鼓励他说：忘掉我是谁，你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我来看看该怎么办。皮亚特于是坦率地建议，面对问题，要有开放的心态，要关注弱势群体，包括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皮亚特说，他和温家宝见面之后，中国的政策有了决定性的变化。

人们一度用“病毒猎手”来称呼皮亚特。皮亚特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他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病毒侦探”，人们在不断地发现病毒。人类在和病毒的博弈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征服埃博拉的征程迈出关键一步的时候，冠状病毒以更大的规模向人类发起了攻击，而与此同时，艾滋病毒的终结者，也还没有出现。这，或许就是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对人类的所有挑战，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我告别了相对宁静的布拉柴维尔。这里的新机场是中国的威海建设帮助建造的，图纸和中国的许多新机场颇有相似，让人很是亲切。前些年，这里发生军火库大爆炸，周边的房子几乎都震垮了，但由北京建工施工的几座公寓楼安然无恙，中国工程在刚果共和国经受了考验，赢得了声誉。埃塞俄比亚航空的班机从这里飞往亚的斯亚贝巴，但中途要在金沙萨停留，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乘客在那里登机。这是我飞过的最短的国际航线，飞机上的屏幕显示，两个机场之间的距离是16公里，其实就是一条刚果河的宽度。飞机飞越刚果河，想到流域中存在的病毒宿主，还是相当令人揪心。直到欧洲和FDA批准埃博拉疫苗，埃博拉疫情仍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扎伊尔）出现，规模虽然已经小多了，但没有绝迹。估计也不会绝迹，但人类的应对水平，会不断提高。

非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朋友有在那里染上疟疾的；谢天谢地，没有染上埃博拉的。我的好友、尼日利亚著名侨领胡介国在当地有酋长身份，他在利比里亚有自己的酒店，他在2014年也把酒店腾空，让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国际医疗队使用。从埃博拉看到今天的新冠疫情，我们最真切的感受，就是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同学给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师生捐赠了一批口罩，每个箱子上都写着：Joining our hands is the most beautiful rhythm.

愿人类携手战胜病毒，让美丽的旋律在全球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