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一篇文章在3月15日发表。他就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上发表了这篇不短的评论文章，标题是《回到中世纪？》，其中提到了中国。文章引发了波澜的部分内容如下：

“新冠病毒开始在西班牙造成严重破坏。确切地说，因这种由中国而来的病毒所引发的恐怖活动席卷了所有新闻、广播电台和报纸。”“至少有一位有名望的医生，或者好几个，很早就检测出了这种病毒。但是，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是试图掩盖消息，阻断哪些明智的声音，并试图阻止消息的传播。“

出生在秘鲁的略萨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新冠疫情在西班牙比在秘鲁严重很多。截至3月25日，西班牙确诊病例超过42000例，秘鲁大约是420例，100倍的概念。

文章发表第二天，3月16日，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和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事都迅速表了态。中国驻秘鲁使馆在声明中说，略萨的文章“充满偏见”，使馆表示“强烈反对”。

新冠肺炎最早在中国武汉大规模出现，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一定冠之以中国病毒，则并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应称之为SARS-COV-2（病毒名称）或COVID-19（疾病名称）。至于病毒本身的来源，牵涉到宿主研究，按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留待科学家来回答“，已经被最广泛地接受了。略萨不经意引起的一场风波，现在已经基本平息了。略萨是何人呢？不妨“近观”一下。

秘鲁人心目中的略萨

我去过两次秘鲁，结交了在当地生活了17年的丹麦人卡尔斯滕，并且成了好朋友。卡尔斯滕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秘鲁，便爱上了这里，觉得生活在秘鲁比生活在丹麦好很多，于是留在了利马，牵手一位秘鲁姑娘，生了两个儿子，在这里开旅行社。卡尔斯滕出版了一本英文作品《在秘鲁生活的100个理由》，他送给我一本并签上了名。

我第二次去利马，是2016年11月，当时APEC在秘鲁召开，远在南半球南美洲的秘鲁，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卡尔斯滕安排我和同事住进了利马的一个民宿，条件相当温馨整洁，主人提供的餐食也相当好。更难忘的是，卡尔斯滕挑选了一家最能体现秘鲁风格的餐馆“Ventarron”，（西班牙语“大风”），让我们享受正宗秘鲁美食。秘鲁人对他们的烹饪水平具有高度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其在南美的美食地位，相当于意大利、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如果有谁要是说秘鲁饭不好吃，秘鲁人民会觉得很受伤害。从大的方面说，大家普遍觉得秘鲁菜式和中餐相似度较高，尤其像粤菜，会用葱姜蒜炝锅。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海鲜，秘鲁餐的鱼很有特点，有点中西合璧的感觉，佐以适量柠檬汁，清香诱人。某些菜品偏日式，估计受到了这里日本侨民的影响，类似法兰西美食文化对越南餐的影响。

（热情好客的秘鲁人）

秘鲁的华人数量之多，居南美国家之首，他们很多都是早年华工的后代，据说在秘鲁的华人超过100万，其中大部份集中在利马。这里的中餐馆被称作“Chifa”，与广东话的“食饭”比较接近。这是一个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国度。

上个星期我和卡尔斯滕联系，他正在紧张忙碌中，要协助1179名旅居秘鲁的丹麦人和丹麦游客紧急返国，因为这里的新冠肺炎已经有了145例；到了本周，病例数直逼400，尽管丹麦的病例已经过千，但丹麦人很担心这里的医疗系统崩溃。秘鲁国土面积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内蒙古自治区加上吉林省的面积，人口3100万，大致相当于重庆的人口数。其全国平均人口密度并不大，但是，利马有1000多万人口，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利马，利马是一个标准的国际大都市，其疫情的发展，就比较令人担忧了。

我抓紧时间和他讨论略萨。卡尔斯滕说：“略萨在秘鲁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秘鲁只有这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总统为略萨颁发勋章

略萨1936年3月28日出生（本周末是他84岁生日）于利马东南大约800公里的阿雷基帕，那里距离玻利维亚比较近，略萨的童年就是在玻利维亚度过的，他10岁时随同家人到了利马。大学时代参加了秘鲁共产党组织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短期加入过秘鲁共产党，他曾经也是卡斯特罗的坚定拥趸。他在22岁时发表处女作《城市与狗》。1976年，略萨在伦敦的举行的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上当选为第41届会长，这是拉美人士首次出任这一职务。1977年，他成为秘鲁学院院士。

1987年，略萨组党，创立了“自由运动组织”，他主张国营事业民营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当时的总统阿兰加西亚（1949-2019）的银行国有化等政策。

如今秘鲁的社会生活总体上算是平静。秘鲁人当中给世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曾经三次当选总统的日裔藤森（Alberto Kenya Fujimori, 1938-）。日本因素不仅影响了秘鲁的美食，也深刻影响了秘鲁的政治。出生在秘鲁的藤森，在1990年以大学校长身份参选总统获胜，输给他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略萨。清票时略萨在知道失利之后，他马上前往藤森家中表示祝贺，而藤森也出门迎客，一时间传为佳话。在世界当代政治舞台上，由作家而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极少，曾经担任过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是一位。。

藤森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击败的对手名气都很大。1995年，他在竞选连任时，击败了曾经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982-1991)的德奎利亚尔（1920-2020,3,4）。德奎利亚尔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当年就访问了中国并与邓小平长谈，他被认为是与中国非常友好的国际政治家。德奎利亚尔也是促进中秘友好的重要人物，本月初他以百岁高龄辞世。藤森以任内的宪法曾经修改为理由，并把支持他的人士任命为宪法法院法官，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第三个任期。藤森说过这样一句话：“总统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即使我上了天堂，我仍然在天堂中领导秘鲁前进，秘鲁不能没有我。”藤森后来被法院认定参与绑架杀人获刑25年，如果不被总统“人道主义特赦”，必死牢中无疑。

1990年大选失利后，略萨淡出了政治圈，辞去了党内的职务，后来他一直潜心于文学事业。2003年，秘鲁总统托莱多曾礼聘略萨出任政府总理，略萨婉拒了。如果说略萨彻底放弃了从政的考虑，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来也没有过远离现实政治，他一直力图用小说探讨社会现实。面对军政府，基于对自由的渴望，他的小说中对秘鲁社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反对秘鲁的军事独裁和暴君是他作品中的主线之一。略萨毕其一生，以其结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深刻地解剖着秘鲁社会。

比略萨晚两年（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曾在2011年与略萨在北京相见。莫言对略萨说，选总统失利是好事，不然世界上就少了一位杰出的作家。略萨从总统选举失利到2010年获得诺奖的20年中，确实是他写作的高峰期。

 2010年12月10日，略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诺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146万美元）。随后，他返回马德里稍事休息，于14日晚回到利马。第二天，在总统府，阿兰加西亚总统为略萨颁发了“艺术和文学勋章”，略萨是秘鲁获得这一勋章的第一人。加西亚总统说，秘鲁全国人民为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骄傲和喜悦；而略萨本人在接受勋章之后也发表感言说，他获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全体秘鲁人的骄傲。略萨获奖是秘鲁从官方到民间都高度认可的事情。有些诺奖得主与政府尖锐对立，最典型的是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

阿兰加西亚是一位跌宕起伏的人物，20多年前略萨组党反对的对象，就是他。加西亚36岁到41岁担任了一届总统，他在2006年到2011年再度当选并担任了第二任总统。两届总统之间间隔了16年，他卸任总统时也不过66岁。2019年，他因卷入贪腐案件而饮弹自尽。

一帆风顺但来之不易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新中国成立20年之后。此前，在整个西半球，中国的邦交国只有古巴。1970年10月24日，是南美洲政治史上的重要日子。这一天，医学博士、资深政治家阿连德（1908-1973）当选智利总统。这是南美洲历史上的一位通过选举而当选总统的领导人。阿连德政治上出道很早，1939年31岁时出任政府卫生与福利部长，1945年起任参议员，1966-69任参议院议长，直到1970年成为总统。

阿连德1954年访问北京，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旁听了全国人大，从此建立了与中国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连德在1970年11月3日就任总统之后，12月15日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三八式”的新四军干部林平从驻智利商务代表的位置上转为中国首任驻智利大使（后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当时中国的邦交国还不到60个，中国也还没有重返联合国。

周恩来曾经以多种方式告知阿连德，作为通过选举上任的总统，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否则会出问题。结局被周恩来不幸而言中。1973年智利发生了“911”事件，皮诺切特发动了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内抵抗了三天，最后中枪死在总统府中，至今说不清楚他究竟是阵亡还是自尽。周恩来在发给阿连德夫人的唁电中说，遥悉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至深悲愤。这是周恩来的心里话，中国在南美的第一个邦交国来之不易。今天，在智利总统府前，总统府前的水池平静如镜，用洁白大理石建造的总统府倒映在水中。水池旁，是阿连德总统的塑像。智利人民怀念的，是第一位民选总统，而不是发动政变的将领。

中国与智利建交，在南美洲打开了突破口。一批南美国家跟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11月2日，秘鲁成为中国在南美洲的第二个邦交国，老资格的焦若愚（1915-2020，1，1）成为首任中国驻秘鲁大使。1936年入党的焦若愚按照资历是红军时期的老干部，1965年他从沈阳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驻朝鲜大使，他是文革前的副部级干部。显然，在当时的大使配备上，秘鲁高于智利。在当年，为秘鲁配备高级别的大使，体现了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秘鲁的重视。焦若愚后来还出任过驻伊朗大使，1979年出任第八机械工业部（主管战术导弹的科研与生产）部长，1981年出任北京市长。他是最年长的19大代表，今年元旦以105高龄辞世。

中国秘鲁建交之后，无论秘鲁国内政治如何变化，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平稳。2009年，陈久长大使出版了《走进神秘国度：中国驻秘鲁大使手记》，他于1993-1996出使秘鲁，陈大使充满感情地回顾了他在秘鲁的日子。在赵五一大使任内（2009-2011），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活跃的赵大使在秘鲁广交朋友，中国秘鲁关系进一步推进。接替他的是中国出使南美洲的第一位女大使黄敏慧，她与时任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是中国的第17对“伉俪大使”，这是中国外交圈的美谈。曾经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6年的李金章和夫人都是中国外交界出色的西班牙语翻译，他们曾经为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担任过翻译。我有幸因工作关系在里约热内卢巧遇李大使，后来又在巴西利亚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拜会李大使，大使的睿智敦厚令人如沐春风。

黄敏慧大使在离任前，于2015年5月2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谱写中秘友好新篇章》一文，文中说，“时光飞逝，转眼担任中国驻秘鲁大使已经3年有余。期间，我有幸亲历了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交往，见证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深切感受到中秘友好的深情厚意。“这位女大使说，或许正是基于文明的交融互鉴，还有”血脉相通“的兄弟情谊，长久以来中秘两国关系发展一帆风顺。

从焦若愚到现任大使梁宇，在这15位大使任内，中国和秘鲁的双边关系总体不错，而明年将迎来两国建交的50周年。2011年两国建交40周年时，中秘鲁两国元首互致贺电，胡锦涛主席在贺电中说，“建交4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在胡主席贺电发出前4个多月，略萨刚刚访问了中国，这应该就涵盖在“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当中了。黄大使的“一帆风顺“四个字，概括了过去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与秘鲁的双边关系。

拉美文学的两位巨匠

目前世界上的所谓的西班牙语国家有21个，这些国家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它们大多在拉美加勒比海沿岸和南美洲。这和当年的殖民史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关系。没有设立所谓官方语言的美国，有超过5000万人讲西班牙语，所以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算上美国，世界上有22个西班牙语国家。世界上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西班牙（人口4700万）并不是人口最多的。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是墨西哥，人口超过1亿。全球讲西班牙语的总人口接近10亿。

自从1902年设立诺贝尔文学奖到今天，在西班牙语世界总共有11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是第11人。如果就人口比例来说，华语文学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数量，明显少于西班牙语世界。西班牙语言文学界公认的第一人塞万提斯因写下《唐吉柯德》而名垂青史，他早在1616年就告别了这个世界，那一年也是努尔哈赤建立大金的年份。在获得诺奖的11位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中，西班牙有5人，智利2人、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各一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1982年获奖的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1927-2014）和1971年获奖的智利的聂鲁达（1904-1973）。诗人聂鲁达的人生经历也很传奇，2016年智利导演拉兰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生平的故事影片《聂鲁达》，这部108分钟的影片我看了，可看性不错，但也有人批评这部传记片不够真实。我在智利圣地亚哥的时候，曾经专门去了聂鲁达的故居。

马尔克斯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中国很早就有了译本。略萨比马尔克斯年轻9岁，但江湖地位差了辈分。1971年略萨在马德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研究马尔克斯的作品，而当时马尔克斯不过44岁。

我询问了一位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西班牙小伙子，他告诉我，在西班牙的中学里，他们并不学习拉美作家的作品；他是基于个人兴趣读了马尔克斯和略萨的作品。他们会读塞万提斯，会读其他的来自西班牙的诺奖得主的作品。这种对待拉美文学的态度，让人觉得西班牙这个昔日的老大帝国仍然端着架子。

喜欢拉美文学的中国读者对略萨并不陌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不断翻译出版略萨作品。在版权问题上，略萨对中国出版界相当友好，有些作品的版权他以赠送的方式转让给了中国。出版界人士称，马尔克斯在版权合作方面，没有那么痛快。

2001年，我的老大哥、知名记者陆铿在旧金山宴请他的老朋友、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 Malmqvist, 1924-2019），请我作陪，我有幸和马老当面请教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很多问题。那天的饭局在岭南小馆，这家的椒盐螃蟹堪称一绝，那天马老吃得很开心。马悦然是瑞典划时代的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nnes Karlgren, 1889-1978）的学生，他创立了瑞典汉学。马悦然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不是畅销文学奖，这个奖主要是奖给在文学上有创新、有突破的作家。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个尺度下，有一些诺奖作家的作品可读性不是那么好。我问他，可不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为“另类”文学作品设立的奖项。马老想了想，说，可以。

我和马老这次见面时，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刚刚获奖不久。在我周边的朋友中，很少有人认为《灵山》好看。我对马老的“另类”说深以为然。不过，从我询问的若干位母语是西班牙语的人士，他们都认为，略萨和马尔克斯的作品都有很好的可读性。

马悦然曾经在成都生活过，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的普通话也相当好。老先生在高行健和莫言的获奖上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也在世界范围内对推动人们对华语文学的了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样的人，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国家报》没有国家属性

我每次到马德里，都会被那里恢宏的城市建筑、雕塑所震撼，让人无法不联想这个昔日帝国曾经拥有的辉煌。现代西班牙则衰落了，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大不如前。那次西班牙之行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在马德里拜会《国家报》，二是在巴塞罗那拜会一家公共关系公司。西班牙语界的国际媒体，其影响力远远弱于英语国际媒体。《国家报》还算是一家有国际视野的报纸。它是西班牙第一大报，也是全球西班牙语系国家最重要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不是对开大报而是小报，发行量也只有20多万份，但这家报纸在欧洲以及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重要城市设有分社或记者站，在北京也有一位常驻记者。在全球报业如此萧条的今天，《国家报》还维持了350人规模的编辑部，实在不容易。一个媒体，如果想要具有全球影响力，从经验数据上看，其编辑部的人手不能少于500人。

在西方世界，“国家“这个名字的使用比较宽泛，比如西班牙的《国家报》，它是一份私人创办的报纸，没有任何官方的成分，更没有官方的股份。西班牙军事强人弗朗哥（1892/12/4-1975/11/20）实施独裁统治36年，他的去世开启了西班牙历史的新一页。西班牙两家大报《国家报》和《世界报》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于1976年上半年创刊的，都是私人拥有的报纸。美国的《国家地理》也是一样，与美国政府并无关系，其大股东（73%）是迪斯尼公司。还有美国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也不是国家的，其拥有者是上市公司Comcast。在西班牙语中，Pais是阳性词，强调的是国家的幅员概念，其实翻译为《祖国报》或许更为准确。在西班牙语中“国家”还有一个词，Nacion，是一个阴性词，更多地强调了国家的政治概念。阿根廷最大的报纸叫《La Nacion》,翻译成《国家报》更贴切。这家报纸也是私人拥有的，和阿根廷政府并无关系。在这种报纸的开放平台上，写评论文章的人只代表他自己。

热地是公共外交大师

2002年，应美国国会的邀请，时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热地访问美国。他的行程非常紧凑，但专门安排出时间，在乘飞机返北京之前，在旧金山接受我的访问。那次访问给我印象特别深。这位藏族领导人言谈不疾不徐，逻辑性非常好，摆事实、讲道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欢迎美国各界人士到西藏去看看，然后再发表意见。热地说，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很多，人云亦云的也不少，如果到西藏去实地看了，他相信很多人的看法会改变，他们一定会看到西藏的发展和进步。热地完全没有用铿锵有力的“战斗言辞”，也没有批评、更没有指责那些对西藏、对中国有偏见的人。我写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热地的办公室还专门要了这期报纸，我把报纸邮寄到了拉萨。热地在第二年，出任了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在国际交往中，如果有更多的热地这样的领导人，会有更多的人消除对中国的偏见。

外交总体上说，是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近年来公共外交也更多地纳入外交的范畴。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国务院也专门设立了主管公共外交的国务次卿（under-secretary），级别介于副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之间。小布什就任总统，延揽知名公关公司奥美的CEO比尔斯（Charlotte Beers）女士出任这一职务，可见这个职务的本质可以归结到公关。无论是为公司做公关还是为国家做公关，其宗旨都是广交朋友，从人脉、舆论等多方面让环境有利于我，按照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理论，就是要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最好尽可能避免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特别是在面对多年的友好国家和来自这些国家的大V们。建立统一战线，就要追求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现在，最大公约数就是彼此面临共同的敌人：冠状病毒。如果热地遇到了略萨，我想他会邀请略萨再次访问中国，最好能去湖北、武汉看看，也让他看看民众夹道欢送各地医疗队、骑警护送、迎接最美逆行者的影像资料，全面了解一下中国抗击疫情的不平凡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看看为什么有人跪在地上为医疗队送行。

江泽民在1997年访美，应邀去哈佛大学演讲。在回答提问的时候，他谈到如何把中国的意见表达出来。他说，“你的声音大，我的声音比你还大。”也就是说，声音要让别人听见，而让别人听见、并且听进去的最好方式，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

当然，略萨的作品中文译本应当可以正常发售。他的《首领们》《公羊的节日》《坏女孩的恶作剧》《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都在预售中。在民间略萨作品保有量已经相当大的情况下，不再发售他的书并不会让他在文学之林中消失，也不会改变他的作品的固有价值。如果书印好了不能卖，受损失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他们支付了版税，支付了印刷和仓储费用，支付了所有成本。

有一个关于略萨的小故事。马尔克斯和和略萨彼此很熟悉。1976年，略萨曾经怀疑马尔克斯给自己戴绿帽子而对马尔克斯饱以老拳（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报道）。后来得知并无此事，马尔克斯夫妻关系极好。在2007年，马尔克斯邀请略萨为《百年孤独》40周年纪念版作序（当时略萨还没有获得诺奖），略萨欣然命笔，和马尔克斯冰释前嫌。

和这样的人做朋友，不难。

（202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