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三位驻北京记者突然间被“请走”，他们在首都机场神情落寞的画面还没有从记忆中淡去，更大的“冲击波”来了。3月17日，中国方面宣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必须在4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

中方明确说，这是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被迫的，必要的，对等的。被迫的，是指美方行动在先，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五家媒体按“外国使团”登记上报人员、财产等，并裁减中方记者；必要的，无论从国家尊严、制止事态发展等方面考虑，必须采取行动；对等的，是指你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互相驱逐外交馆和记者，司空见惯。苏联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战斗民族”的风格。2010年，我在美国国会申请记者证时，负责具体经办的人名字叫“坎南”，和冷战思维代表性人物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姓氏相同，但他们没有关系。这位坎南告诉我，美国国会有规定，不给共产党国家的记者发记者证。我问他，当年你们给苏联记者发记者证吗？坎南说，冷战时期，塔斯社记者来申请记者证，我们没有给他；第二天，驻莫斯科的所有美国记者都接到了通知，他们的记者证作废了。爽。怎么办？“我们只好通知塔斯社记者来办证，然后我们驻苏联记者的证件又有效了。”这就叫“反制”。

战斗民族不和你讲对等。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百口。前苏联驻联合国和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在纽约不按规矩停车，他们曾经是收到罚单最多的外交使团。忍无可忍的NYPD(纽约警察局)被认为是全美国最彪悍的警局，他们决定拖走一辆苏联外交馆的违规停车车辆。第二天，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4辆车在街头被莫斯科“城管”拖走了。飒！于是，NYPD不再拖老毛子的座驾了。

听上去有点像小孩子打架，颇为有趣。冷战过去这么多年，这种局面在中美之间不断升级，显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等等。未来十天，会有一批美国记者以他们不曾料到的方式离开北京，并且他们将永远不能在中国从事记者工作。平心而论，他们当中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有些记者或许属于城门失火之后的“池鱼”，他们为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背了锅。

看到最先被“请走”的华尔街日报的三位记者，让我想起他们的”欢喜冤家“《纽约时报》对这家报纸的评价。

 

一转眼，已经是八年前的往事了。

我从纽约出发，去特利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出差，算了一下时间，最后一站在墨西哥的梅里达必须缩短一天，因为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伯格约我吃午饭。

梅里达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墨西哥小镇。这里向北大约70公里就是棕榈摇曳的墨西哥湾海滩，向西300公里是海滨名胜坎昆。因为联合国气候大会我去过坎昆，我觉得梅里达更有味道。梅里达那种整体上不加修饰的古朴和小镇中心广场花园的精心雕琢，奇迹般地和谐。如果不是匆匆赶路，在这里多停留三两天该是十分惬意的。用碎石铺就的小路旁边的小餐馆看上去不起眼，我随意选择了一家，他们的牛排、羊扒以及各种海鲜，从出品到口味，都是上乘的。如果米其林的神秘访客悄然而至，这里收到一颗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职业生涯，行色匆匆。我从梅里达经休斯敦转机回到了纽约，第二天准时来到纽约时报总部大楼。苏兹伯格的秘书在大厅等候，我们一起去纽约时报高级管理人员餐厅。在一个小单间里，苏兹伯格带着三位高级助理已经到达。这三人是首席执行官，负责全球发展的高级副总裁，以及和我交往密切的国际业务总经理。当时苏兹伯格刚过花甲之年，但精力旺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几岁。

入座前，苏兹伯格带我沿着落地大玻璃窗看着楼外的景致。纽约时报大厦2007年落成，当时是北美第16高的大楼，最高楼层52层的高度是220米。纽约时报请世界建筑大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担纲设计，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也是皮亚诺的作品。这座大楼造价8.5亿美元，落成之后，财务就发生严重问题，只好把大厦卖掉，然后再租回总共14万平方米中一半的面积自用。虽然不再是业主，但纽约时报毕竟是有百年历史的“老店”，大家仍然以纽约时报大厦来称呼这座大楼。大楼位于曼哈顿中城第七和第八大道、40和41街之间。我判断了一下方向，然后向偏东北方向一指，说：“那里就是华尔街日报了。”苏兹伯格看看我，很诡异地笑笑：“不要理睬他们。他们是一批坏家伙。” 和苏兹伯格的饭局先按下不表，先来说说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在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49和50街之间，距离纽约时报大约15分钟步行距离。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不可能不理睬他们，无论他们是不是“坏家伙”。我和新闻集团默多克之下的多位高级管理人员有过交往。此次华尔街日报评论版2月3日发表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导致中国外交部下逐客令“请”走了三位该报的驻京记者，把这家报纸带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之下。

华尔街日报由查尔斯•道（Charles Dow）创刊于1889年，比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要晚97年。时年38岁的道出任总编辑。此前7年，他和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共同创立了道琼斯公司。1902年，道去世，道琼斯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由巴伦（Clarence Barron）出资13万美元买下。巴伦任内创办了至今仍然很有影响力的《巴伦周刊》（Barron’s Magazine）。他在1928年去世时，把财产赠予了女儿和女婿，班克罗夫特（Bancroft）是他女婿休（Hugh）的姓氏。

报业大亨默多克在2007年花了50亿美元买下道琼斯集团，他给出了67%的股票溢价，这让班克罗夫特家族的20多位后人很难拒绝。此时班克罗夫特家族拥有道琼斯64%的股权。时隔不过6年，世界首富贝索斯2013年出手买下《华盛顿邮报》，他只付给格兰姆家族2.5亿美元，其购买成本只是默多克的5%。当然，这两家报纸有一些不可比性，但报纸的价值一天不如一天，这个滑坡的总态势很难逆转。

默多克作为报业大王，他是把报纸当产业办，用报纸挣钱。他原则上并不干预报纸的具体内容，但报纸必须盈利，多多益善。接手《华尔街日报》之后，他对报纸内容做了一个重大调整：不再把这家报纸作为专业财经类报纸，而是要和《纽约时报》一样，成为一家综合性的大报。此举使得多年来井水不犯河水、你我相安无事的局面被打破，这使得同在曼哈顿的两家报纸立即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格局。这或许也是让苏兹伯格对华尔街日报最为不爽的重要原因。

默多克的决定，导致了当时总编辑布劳克利（Marcus Brauchli）的高度不认同。布劳克利记者出身，曾常驻中国。他希望坚持华尔街日报一直以来的财经路线。默多克的执行力很强，“不换思想就换人”，他开出一张超过600万美元的补偿金支票，请走了布劳克利。布劳克利转身去了《华盛顿邮报》当总编辑。他在这个岗位上，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不过，他好景不长。受到互联网的严重冲击，当时华邮掌门人维莫斯（Catherine Weymouth）小姐（唐纳德格兰姆的外甥女，凯瑟琳老太太的外孙女）决定编辑部裁员50人。布劳克利坚决反对，他认为“内容为王”，裁哪个部门的人都行，不能裁编辑部。维小姐只好免了他的总编辑职务，任命他担任主管新技术发展的副总裁，估计是希望他在新岗位上转变思想。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维小姐后来也被新东家“拿下”。在她结束发行人职务的前一天，我和她在华邮总部见面，祝她今后的日子安好。她那天失落沮丧无奈加上恋恋不舍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外在状态还不错，无论如何，她要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维小姐热爱中国文化，小女儿学习中文，也喜欢到中国旅行。

美国的报纸的评论版，除了发表社论（代表报社立场）之外，也发表来稿，并特意表明文章不代表报社立场。评论版面上也会发表与社论立场唱反调的评论文章，当然不会太多。从一个报纸的评论版上，大致可以看出这家报纸的倾向性。此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的米德事后对媒体说，文章是他写的，但标题是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改的。他的原话是，“讨论文章内容找我，讨论标题找编辑。”就新闻业务的性质来说，米德的说法没毛病。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那个惹了祸的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并不是他的文章的原有标题。

米德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他领取薪水的机构是在华盛顿的一家智库，叫哈德逊研究所。他是哈德逊研究所网站上列出的75位高级研究员之一，并列出了他的4个研究领域：国家安全、政府与政治、国际关系、中国。俨然中国问题专家。耶鲁大学毕业的米德出版过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书，包括2014年在中国出版的《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京东自营店有售，目前打七五折出售，售价51元人民币。他给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通篇不到900个英文字，相信米德说的是实话，因为就文章本身来说，如果用这个标题，有些文不对题。很多人喜欢用是否“友好”来评价洋人对中国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说，想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找到让中国人民暖心的评论，比较难。米德的评论文章2月3日发表，他最晚2月2日交稿，当时还是中国举国抗疫情的初期。米德的基本观点是，从长线看，中国的金融市场比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他之所以说野生动物，是因为他在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本星期，中国强大的主宰世界的能力显而易见地被一种蹦蹦跳跳的蝙蝠身上的病毒轻松打败了。他在文章的最后说，21世纪是黑天鹅的世纪，黑天鹅们不断飞来，新冠病毒传染病看来还不是中国的最后一只黑天鹅。

专栏作家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类似米德这样的文章在美国也不稀奇。稀奇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的操作。编辑改稿天经地义。我刚刚开始媒体生涯的时候，直接领导我的一位老师是1966年之前毕业于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这位老师是一位谦谦君子，说话轻声细语。一天，一位老记者找到我的老师，说他的稿子被我老师删短了。我的老师微笑着看看来者：“周扬的稿子我也删。”周扬曾经是陆定一的副手，据说当年相当强势。再强势，也得听编辑的。当然，编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原稿的删改（包括改标题）不应该改变文章原本的中心思想和内在逻辑。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部主任吉格特（Paul Gigot）。在美国报纸的编辑部，评论部主任（Editorial Page Editor）的地位相当高，其地位和总编辑不相上下，因为社论代表了报社的立场，也就是老板的态度。在纽约时报，编辑部的编辑记者大约有1200人。整个纽约时报体系只有三个人直接向发行人（大老板）报告：总编辑，评论部主任，CEO。其他报纸也大同小异。

吉格特1955年出生，一头银发，戴着玳瑁宽边眼镜，外在形象相当斯文。他1980年在芝加哥加入华尔街日报，1982年派驻香港，赶上了菲律宾革命，在马尼拉现场报道了马科斯时代的终结。1984年升任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部主任，当时他才29岁，可谓少年得志。1987年奉调华盛顿，潜心写作“波托马克观察”栏目（波托马克河穿过华盛顿流入大西洋），他因此而获得了2000年的普利策奖，2015年出任普利策奖评委。从年资和江湖地位上说，显然高于目前的总编辑默雷。就权限高低而言，总编辑当然在评论部主任之上，但总编辑原则上不会和评论部主任过不去。更何况，新闻集团还任命吉格特担任华尔街日报的副总裁，相当于副社长。

为米德文章改标题，不一定是吉格特的手笔，或许是他手下的编辑，但吉格特是要看报纸的大样的，也就是说，他要对这个版面认可并负责。米德签字之后，和总编辑负责的新闻版面汇总复印（上线），二人的工作互不隶属，互不干涉，保持彼此的独立性。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自从特朗普选举总统，评论部就无形中分为两派，反对特朗普的以70后英俊小生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为代表，拥护特朗普的以曾经担任小布什的总统撰稿人麦克古恩（Bill McGurn）为代表。在两派的对垒中，反对特朗普的社论编辑拉斯维尔（Mark Lasswell）被炒了鱿鱼。拉斯维尔认为，华尔街日报的言论中，在支持特朗普的路上走得太远了，这让吉格特十分不爽。据华尔街日报内部的人说，吉格特行使他的权力，拒绝发表拉斯维尔的文章，这相当于把拉斯维尔“雪藏”了。拉斯维尔试图请长假完成自己的一部书稿，借着这个档口，吉格特把拉斯维尔解聘了。在特朗普就职前后，斯蒂芬斯投靠了纽约时报，拉斯维尔去了华盛顿邮报。

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2012年出任华尔街日报总编辑的贝克（Gerald Baker）是英国人，2008年加入华尔街日报，此前任职于《泰晤士报》。他不仅和默多克私人关系不错，与特朗普和伊万卡关系也很好。在宣布他出任总编辑的发布会上，默多克亲手把香槟酒浇在贝克的头上，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由于贝克在新闻路线上过于偏袒特朗普，导致编辑部怨声载道，默多克在2018年撤换了贝克，由默雷（Matt Murray）接替。默雷1994年大学毕业后开始新闻生涯，25年来职务不断上升。他出生在华盛顿郊外的富人区贝塞斯达（Bethesda），从小对华盛顿政治耳濡目染；在约翰逊高中（Walter Johnson High）读书时，就是校报《The Pitch》的总编辑。这是一个业内典型的稳健派人士。

比较一下默雷和吉格特，不难发现，默雷在吉格特面前是毋庸置疑的晚辈，加上编辑工作与评论工作的分离，况且吉格特还是副社长，所以可以知道，这次的“标题事件”，与总编辑默雷实在没有干系，他算是躺枪。当后来事情闹大，默雷也公开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发力的地方，这是实话。

对于这次标题事件，到底华尔街日报该不该道歉，秉承不同的新闻理念，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上无法避免的政治因素，中美两国从学术界、外交界到一般读者，在看法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在美国，大家比较熟悉宪法第一修正案，基本上谁爱说什么说什么，想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只需要上嘴皮碰下嘴皮就好，更何况今日之报纸，明日之厕纸。所以，对于中国提出要华尔街日报道歉，多数美国人可能不是很理解。他们不知道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所承受的百年屈辱，他们无法感同身受。

当事情发展到中国外交部要驱逐三位驻北京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时，连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社长郑子扬也坐不住了。这位出生在多伦多的华裔当年也是学霸，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曾经常驻首尔，可以讲普通话、广东话、韩文。他向华尔街日报最高管理层发出了陈情信，他的53名同事在信上签了名，该报驻大中华区的超过20位记者几乎都签了名。信中的核心信息是：如果不道歉，不仅仅会在短期内对我们中国分社的运作和士气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也会对我们的品牌和能力造成持久的伤害，使我们无法继续对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题材之一（中国）做出卓越的报道。 他们呼吁华尔街日报重视中国的意见，考虑修改标题（可以在网上操作），并向读者、同事和所有被冒犯的人道歉。郑子扬本人并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但或许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华尔街日报如果被彻底被逐出中国，后果不堪设想。

郑子扬把这封信发给了道琼斯首席执行官兼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刘易斯（William Lweis），以及道琼斯母公司新闻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汤姆森（Robert Thomson）,如果再向上走一步,这封信就会被送到默多克的手上了。在默多克手下的这批“大高管”当中，刘易斯是少壮派，6年前他在45岁的时候，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老大。此前他是新闻集团的首席创意官，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帮默多克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此前他是英国电讯报媒体集团的总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10年获得了英国年度最佳报纸奖，他本人获得了年度最佳记者奖。此前他是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的商业版主编、金融时报全球新闻总监。刘易斯是默多克手下的“金童子”，他是媒体的行家里手。

汤姆森也是媒体业内人士出身，他当过道琼斯的总编辑、华尔街日报副总编，领导过道琼斯在全世界80多个分社的2000多名记者。他追求有质量的新闻，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超越纽约时报，就是在他的任内完成的。在2007年加入道琼斯之前，汤姆森是英国泰晤士报的总编辑，他成功地把泰晤士报的网站每月读者数从100万提升到1300万。此前他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总编辑，成功地把金融时报的美国发行量拓展到15万份。概括地说，默多克用的人都是经过实战考验并且取得了商业成功的复合型人才，其成长路径大多是优秀记者到优秀编辑，再到优秀管理者。汤姆森18岁在《墨尔本先驱报》开始新闻生涯，1983年22岁时成为《悉尼先驱晨报》驻北京记者。

刘易斯收到这封信之后是这样说的：“这篇评论是在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之外独立出版的，三位被驱逐的记者没有人参与其中。我们的评论版定期发表一些文章，其观点人们同意或不同意，我们无意用这篇文章的标题冒犯任何人。然而，我们遗憾的是，这个标题显然在中国人民当中造成了不快和关切。”

这种语言，距离道歉恐怕相当远。刘易斯显然是不愿意得罪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部，更不愿意被人说成是向中国低头。从序列上说汤姆森职务比刘易斯要高，刘易斯表态了，他也就不发言了。他发言的难度更大，毕竟他有一位河北正定籍的中国太太，弄不好会把自己放在又不忠又不孝的位置上。在和汤姆森的接触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对中国人相当友好的人士，他和太太王萍手拉手出现在许多公共场合，那个感觉，还是很温馨的。汤姆森夫妇出席美国中国总商会的年度晚宴，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汤姆森毫无违和感。

(本文作者和新闻集团CEO汤姆森夫妇。)

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我又见到了我的老朋友、华尔街日报的副总裁韦尔奇。他一改当年的小生形象，蓄起了大胡子。华尔街日报花了上百万美元，在达沃斯把一个酒店的车库完全改成了自己的豪华活动场所，名字叫“Journal House”, 论坛一结束，还要恢复成停车场原样，使用时间大约72小时。主张环保的达沃斯，就是一个这么浪费的地方；从这里亦可管窥华尔街日报之财大气粗（新闻集团2019年净收入22.8亿美元）。刘易斯在这里主持了不少高端活动，和来来往往的各界人士寒暄。我在这里巧遇黑石老板苏世民，获赠他的新作《What It Takes》（不惜一切）签名本。达沃斯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大派对。

被请走的三位记者之一，有一位当时正在武汉采访疫情。记者的敬业态度可见一斑。记者们不认同那个惹事的标题，甚至总编辑也不认同。但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偏见和固执，有时候会让别人付出代价，而自己还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错了。放眼历史长河，在世界报业史上，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一样，都有其历史地位。但他们有的时候犯的错误，真的很小儿科。这种站在全体中国人民对立面的标题，违反常识，无视事实。

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对特朗普的态度上确实有比较大的分野。默多克毕竟是商人。他在特朗普的竞选过程中，从特朗普的怀疑者变成同盟军。这个重大转变， 不可能不对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方针产生影响。我曾经在纽约哈佛俱乐部的一个参会上和华尔街日报副总编辑布鲁门斯坦(Rebecca Blumenstein)女士相邻而坐，她开心地谈起她常驻北京的经历。似乎北京是西方媒体人士的福地，这个经历对他们的日后发展大有好处。不久，她因为无法接受编辑部的明显的支持特朗普的种种变化，转身去了纽约时报当副总编辑。

纽约时报则似乎处在光谱的另一端：逢特朗普必反。2016年底，当选总统特朗普“屈尊”拜访纽约时报编辑部，与高层座谈一番。特朗普的意图非常明确：让我们好好相处。纽约时报第二天发了社论：我们不会和你好好相处。打脸打的山响。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美国以纽约时报和CNN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极度的失望。

从危机管控的意义上说，华尔街日报这次的分数不及格，以至于郑子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危机公关的两大要素，首先是认错彻底，第二是道歉到位。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最该道歉的人是吉格特，但中方会认为他级别不够。总编辑出面，级别似乎够，但这不关总编辑的事。于是，球到了刘易斯脚下。不料想，这位英国林肯大学（卫报最新英国大学排名高居全英第17位）的文学博士，竟然闪烁其词，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如果他自己智慧不够，道琼斯和新闻集团的公关团队的大脑也短路了？

比较漂亮的做法，是让中国人民的前女婿默多克出面，放下架子，认错道歉，表现出熟谙中国历史、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仇敌忾面对造成那段中国人民的屈辱史的英帝国主义等列强，同时让华尔街日报修改网络版的标题。这对于周身流淌着澳大利亚血液的默多克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他也不会被说成是“熊猫拥抱者”，如果他这样做了，相信此次中方会对华尔街日报网开一面，让大家留下来，续写将来。如此，大家都有面子和里子，皆大欢喜。如果邓文迪仍然是默太，或许有机会。

遗憾的是，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眼下的结果，中美双方都不是赢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比出一个高下，那么可以说，中国没有华尔街日报问题不大，华尔街日报失去中国问题很大。

似乎是吉格特这只黑蝴蝶的翅膀乱抖，引发了这么大一场海啸。其背后的逻辑，更为深远。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唯一一份美国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发行170万份，但其发行模式与华尔街日报没有可比性），日发行量超过280万份（其中180万为网络订户）。这样一份报纸，如果能服务于两国的共同利益，该有多好。

 

（2020年3月18日）